大决裂:宋教仁遇刺案的庭前幕后

作者: 发布时间: 2014-03-20 21:50 来源:转载网络

姚荣泽案和张振武案都是发生在民国建立伊始的大案,折射出了当时深刻的社会背景。清政府倒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是代表旧社会的统治政权发生了更迭,在它的残骸之上依然屹立着几股庞大的力量。

北洋集团重整旧社会的残存力量

北洋集团的崛起,得益于继承了清政府高层的精华力量,如果把清政府比作是一个人的全身,北洋集团得到的就是他的头部(朝廷高层权力的自然转移)和双手(六镇北洋新军),一跃成为革命派主要的政治对手。

除此之外,在广大的社会中下层,盘踞在这里的还有许多潜在势力,他们很大程度上与北洋集团极其相似,并不关心政权的性质与法统,无所谓社会变革中所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动地参与政治只是为了保障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北洋集团本身就是脱胎于他们中间,只是因为被历史所选中,成为中国一段时期内的执政力量,才与他们有所不同。

作为社会革新力量的革命派,注定要与这些力量产生对立,但何时决裂,却是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的做法缺乏一个明确的计划,一直在被动地应对。姚荣泽案是革命派与旧士绅阶级矛盾的一次爆发,张振武案之后,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官僚阶层也开始逐渐表明支持袁世凯的态度。

对于这些扎根于旧社会传统中的势力阶层而言,革命派与北洋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合作的、能够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来押注,最后在博弈过程中,北洋集团利用革命派与旧势力之间的矛盾顺水推舟,使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决裂,让他们有所选择。结果就是旧士绅和旧官僚阶层慢慢转变自己暧昧的态度,向北洋集团靠拢。

政治的博弈在于相互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各自政治集团重新整合势力争取时间。从姚荣泽案到张振武案,这只是北洋集团斗争策略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得出19111913年初这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在重新整合社会中下层广泛存在的旧有政治势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政治上孤立革命派,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等北洋集团的政治精英宦海浮沉多年锻炼出的老辣手段。

与此同时,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袁世凯为了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在各个省份大力推进“军民分治”,大大削弱了革命派控制省份的实力和财力。从军、财等硬实力上说,北洋集团正在逐渐增强,而革命派正在弱化。

革命派打造议会政治将北洋集团边缘化

北洋集团有北洋集团的办法,革命派有革命派的手段。袁世凯机关算尽,不停地分化和打压革命派的力量,在姚荣泽案和张振武案中,革命派面对锋芒毕露的北洋集团一味避让。这种避让不是懦弱,而是为了达成更高目的的妥协,革命派的斗争思路在前文已有所提及,他们寄希望于利用法统的制高点,逐步实现议会政治,通过选举将不熟悉议会政治的北洋集团边缘化,实现夺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

议会政治的路并不平坦,渊源于清末的两派政治势力——立宪派与革命派先后建立自己的政党,以求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实现自己的政纲、政见,因此在面对北洋集团之前,革命派首先要做的是在议会斗争中战胜立宪派。但由于两派交恶的历史成见,加之当时国人对民主政治认识肤浅,以致政党政治一经试行即弊窦丛生,议会中两派政党争吵不体,颇为世人所垢病。

这时,革命派中涌现出一位议会斗争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下,革命派逐渐掌握了议会大权,试图与袁世凯一较高低,这个人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湖南桃园人,生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青年时痛感清廷腐败误国而立志革命。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他同黄兴等人在长沙创建革命组织华兴会,后东渡日本,创办杂志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积极参与创建同盟会。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返沪后,即策划武装起义。此后宋教仁即奔走于沪、汉之间,秘密联络各派革命力量,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轴心人物,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架构提出过许多重要创见,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

为了实现议会政治,首先要将同盟会改组为政党,由于当时复杂的党派斗争,宋教仁采取了与其他政党合并组建大党的方针。1912721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由于孙中山、黄兴当时不管党务,宋教仁就在实际上负责同盟会的工作,着手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改组同盟会。

当时,在内阁政治风潮中,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趋向一致,宋教仁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等谈判合组大党事宜。统一共和党等其他派系提出了变更同盟会的名义,废去民生主义,改良内部组织,取消男女平权等一系列要求,同盟会方面作了妥协,达成了合并条件,于是就有了国民党的诞生。

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地解释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不敢不为……”

行政权与立法权的激烈冲突

国民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重组政府为第一要务,除此之外的一切事务都是可以妥协的。张振武案就发生在国民党成立之后的第三天,案发之初国民党也曾联合共和党发起“反袁”的攻势,但是为了大局,以孙中山、黄兴北上北京居中调和告终,与此同时,国民党并没有停下争取议会大权的脚步。

191210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指挥国民党第一届国会的竞选活动,由汉口到杭州、上海、南京,到处大声疾呼,宣传议会道路,指斥时政,颇受社会上的拥护。他参加几个省区竞选,都取得了胜利。他把与袁世凯角逐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和一部良好的宪法上。

在宋教仁的努力下,1913年年初,国会选举公布,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占了压倒的多数。由国民党组成一党责任制内阁已成定局,宋教仁即将成为中华民国新一任内阁的总理。

在这个时候,如果北洋集团接受“政党内阁”思路,国民党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夺取组阁权。距离胜利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国民党人怎能不振奋呢?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在一个演讲中,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1]

这些意气风发的话,绝不是宋教仁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寄托着整个集团的政治愿景。国民党人不仅掌握了立法权,而且对行政权也虎视耽耽。国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开始制宪,行政与立法两权的冲突日益激化。[2]

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议会选举中大胜,正是利用北洋集团对于议会选举政治的不熟悉。袁世凯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可谓“治世之能臣”,但他既不太懂宪法,也缺乏群众政治经验,未充分重视国会选举。整个北洋集团在这场选举中也很少投入资源。

在袁世凯的眼里,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已经是危及中央政权了。这个中央政权是谁的中央政权呢?毫无疑问是袁世凯的中央。而在走议会路线的国民党稳健派看来,中央并不是袁世凯的中央,而是约法制约下的中央。这个中央,是可以通过约法更替置换的。

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对于议会政治上,天生就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不危及权力的前提下,这种认识差距似乎并不妨碍国民党与民初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制的前提下角力。而一旦议会政治要进入到一党组阁阶段,袁世凯的容忍就相当有限了。

刺杀不期而至

1913年,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他说:“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宋教仁对此次行程信心满满。

然而,1913320日晚上十点,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十点四十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想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宋教仁应声倒地。随后又响起两声清利的枪响,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22日凌晨,宋教仁因伤势过重而与世长辞。死前,宋教仁尚不忘调和南北的大事,并上书袁世凯,望袁世凯能够保障宪法。[3]案发之后,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悬赏缉捕,沪宁铁路局也出资悬赏。袁世凯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急电,要求“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案件很快有了线索。323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后第三天晚上,一个自称古董商的河南人王阿发主动向上海租界巡捕房报案,称10天前老主顾应桂馨拿了一张照片让其杀人,许诺事成后给1000元酬劳,但王阿发没有答应。王阿发指认,应桂馨当时所示照片之人就是宋教仁。

巡捕房立即展开搜捕,当天在湖北路一妓女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巡捕又在应桂馨家将刺客武士英捉拿归案。在应宅,还搜出了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密电本及多份电报。

武士英其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当兵,历任营长等职,退伍后流浪到上海,是当时典型的无业游民。审讯时,武士英将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名下,但是像他这样的社会边缘人士怎么能掌握宋教仁的行踪呢?自然是有人指使。

指示他进行刺杀的是应桂馨,字夔丞,浙江人,有资料显示他曾是同盟会员,跟随陈其美参加革命,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庶务科长,“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

而在他家中查出的密电又将洪述祖卷了进来,洪述祖是江苏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后得到袁世凯赏识,当时是内务部秘书,其顶头上司是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这几个人串联在一起,革命派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宋教仁遇刺案的真凶就是袁世凯。

谁是真凶?

关于宋教仁案的相关证据,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秘电的解读,就相当具有代表性。《民立报》在对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民立报》认为,应夔丞杀宋教仁,并非意外,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出了杀人灭口的下策。[4]

《民立报》的解释,实际上被日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袭。对于宋教仁遇刺一案的主凶,台湾、海外学者、海外汉学与大陆学者基本持相同看法,在汉学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书对宋案做了如下表述:

“一系列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5]

但现如今关于谁是真凶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观点。张耀杰在《懸案百年: 宋教仁案與國民黨》中认为,宋教仁血案的主谋应当在国民党内部,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心腹,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而陈其美则更是对宋教仁的“议会党”改组不满,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真是“一举两得”。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宋教仁遇刺案最大的赢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反对北京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大暴露。[6]而早在宋教仁率领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大胜之后,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有意与宋教仁避而不见。

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各有论据,但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所在。首先看主谋是袁世凯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密电,在1913313日一条北京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电文中,洪述祖明确提出了“毁宋酬勋位”的说法,而此后,应桂馨策划了暗杀行动。

但宋教仁是死在北上的路中,而他是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的,如果刺杀的命令出自袁世凯本人,就出现两个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刺杀的时机有疑问,人是袁世凯邀请来共商国是的,袁世凯为什么又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不舒服呢?其次是执行刺杀的人选有问题,如果是袁世凯亲自下令,自然要派信得过的人去刺杀确保万无一失,起码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杀手吧?但是实际上却找了一个江湖小混混,一点保密措施都没有,在案发后很快凶手就暴露出来,经不起推敲。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又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7]

除此之外,张晓波先生在其论著《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中又提出了折中的观点。他通过对于与宋案相关人员的分析、往来密电的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有力的推动者。但就具体到个人,赵秉钧与袁世凯是否直接指使暗杀,难有直接的史料有力证明,袁世凯或为默许,但未必是下达指示之人。[8]

那宋教仁遇刺是否出自孙中山、陈其美之手呢?现今的史料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和分析。经过比较,本文倾向于张晓波先生的观点。

图为1913年3月21日,应夔丞给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报告宋教仁已被刺的密电

涉案双方后来的命运

经多方交涉,416日武、应二人被从巡捕房移送到上海地方监察厅看管。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

58日,上海法院发出传票,要求涉嫌此案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到庭对质。但洪述祖逃到了青岛租界,赵秉钧称病拒不出庭,“刺宋案”的司法程序无法进行下去。

1914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要报酬,结果袁世凯拒之不见,应桂馨也因此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当时在天津的赵秉钧因为这件事情向袁世凯打抱不平,觉得不应如此做事,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9]

而洪述祖在案发后得到袁世凯送的一笔钱,离开了北京,躲进青岛德国租借地内。1917年春,他化名张皎安来到上海,因债务纠纷被一德国商人向租界会审公廨提出控告。430日,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的地方法院,后被解到北京的地方法院。

1919327日,在袁世凯已经死去三年后,北洋政府大理院判洪述祖死刑。4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原清朝刑部大牢),对洪述祖执行绞刑。由于洪述祖过于肥胖,脖颈支持不住身体重量,扯断头颈,尸身落地,鲜血直喷。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10]

宋教仁死了,他的死为他奋斗一生的议会政治蓝图划上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句号,也意味着他的理想及实施的方式在现实面前以惨败告终。

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作访日之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止访问,于1913325日返抵上海。当晚孙中山等人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随至黄克强(黄兴)先生家,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

宋教仁于1913321日辞世后,礼葬于上海闸北的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内。墓地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二十四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寝坐北朝南,为半球形,墓前立有墓碑,上书:“宋教仁先生之墓”,是由孙中山墨迹集合而成。墓顶上有一脚踩青蛇,展翅欲飞的雄鹰,象征著宋教仁一生不断为了宪政的理想,而与保守的旧势力作顽强斗争的精神。

图为上海闸北公园宋教仁墓。


[1] 《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457页。

[2] 详细论述参见 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决裂”:1913年与中国的“革命世纪”》,《经略网刊》第24期。

[3] 宋教仁原话参见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页。

[4] 《民立报》相关论述原文参见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330页。

[5]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20页。

[6] 张耀杰:《懸案百年: 宋教仁案與國民黨》,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7] 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01期。

[8] 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光明出版社20133月版,第15页。

[9] 金满楼:《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辛亥残梦:帝国崩溃的前夜》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 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近现代人物的不寻常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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